這一篇文章，當初是答應《思想》雜誌寫的。因為種種原因，連續兩期都沒有能夠登出來。後來想把它轉投到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的刊物，或者是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目擊者》上面，但也未能順利登出。當然這中間有些客觀不可控制之因素，但我猜總歸是有個原因，那就是，
因為這篇文章寫得不好。
唉，敝帚自珍嘛！把它封箱入櫃，有點不忍心。此外，也想說既然寫出來了，那就還是公開，至少可以聽到批評的聲音。那麼，就請有緣人一讀囉！
忘了說，這是有關民生報停刊的評論文章。民生報停刊的文化/非文化思辨
魏玓
「今天早上我在收音機上聽到一位主持人博學地評論著最新的一本暢銷書：『今年流行哲學。因為《蘇菲的世界》賣了八十萬本。』他把銷售數字當成了絕對的判詞，最後的審判。」----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78年創刊的《民生報》歷經二十八年的興衰起伏，於2006年十二月一日停刊。這份社會形象相當鮮明的報紙驟然走到終點，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震驚。除了在前一天深夜才接到電子郵件，知道自己即將失業的民生報員工感到錯愕憤怒之外，許多文化菁英也紛紛表示惋惜。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說，民生報停刊是「台灣文化界的重大損失」。美學家蔣勳也認為，民生報文化議題的探討以及對許多藝文活動的報導，陪著大家走過美好的時代。他甚至說，當時如果沒有民生報這樣用心專注文化的媒體，自己或許不會留在台灣。新象藝術負責人許博允則說，民生報停刊代表「台灣在文化藝術上的淪陷」。
與這股惋惜之聲相應的，是對台灣新聞媒體環境與內容惡質化的憂心。雖然民生報社方的聲明僅保守地說是「外在環境變化迅速」，但許多評論都指出，民生報因為長期嚴重虧損而停刊，並認為直接的原因則是八卦報刊蘋果日報的競爭，以及隨之而來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這裡暗示著，在當前的資訊環境當中，「好」的內容(民生報為代表)無能生存，「壞」的內容(蘋果日報為代表)卻興盛當道，一言以蔽之，劣幣驅逐良幣也。
這個推論，有對有不對。如果就此論斷民生報停刊的意義，然後掩上最後一天的民生報，長嘆一聲，那麼民生報的停刊，還真的有點不值。
我們不妨先將眼光拉回民生報誕生的1978年。1978年，台灣猶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報禁」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言論控制手段。所謂報禁，限紙、限張、限證、限印、限價。從1960年之後到1987年報禁解除之前，全台灣報紙就僅31家，沒有發出任何一張新的許可證。然而，這看似死水的池塘中並非沒有動靜。
當時聯合報與中國時報這兩家報紙的負責人(分別是王惕吾與余紀中)，因為與國民黨高層的關係密切，先後獲得了特許，得以購買現有報紙的報證，擴充他們的報業版圖。王惕吾先是在1967年買下公論報(李萬居主持，是1960年代台灣報業史中唯一僅見具有獨立自主精神的民營報紙，因言論觸怒國民黨高層被迫停刊)報證，創立了經濟日報。到了1978年，再買下華報報證創立民生報。余紀中則是在1980年買下大眾日報報證，創立工商時報。當時的這個政/媒或政/商聯盟，除了有管控言論的政治意義外，也有相當濃厚的利益交換味道。
自1960年代晚期起，台灣經濟發展以近兩位數字的平均成長率迅速起飛，廣告金額更以每年超過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加，限張政策儘管稍微放鬆，從兩張增加到兩張半，再增加為三張，仍無法消化大量的廣告。因此，增加一份報紙，就如同增加一台印鈔機。聯合報的廣告收入在1951年僅有145萬，到1981年已提高到十一億。
限張的政策，不僅是限制了報業的廣告收入，也侷限了在內容上得以發揮變化的空間。大部分的報紙，能夠給予娛樂、體育和生活新聞的篇幅相對較少。因此，民生報做為聯合報在報禁時期的第三份報紙，除了消化整體的廣告金額，增加報團收入之外，也因為有了母報(聯合報)和兄弟報(經濟日報)的內容區隔，得以「獨家」發展嚴肅新聞之外的其他特色新聞，亦即我們所看到的，休閒、體育、消費、生活、文藝和影視新聞等所謂「軟調新聞」。這樣的訴求，迎合了當時逐漸成形的消費社會特質，毫無疑問也掌握住了大眾報業市場的關鍵優勢。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應該可以更準確地看待民生報的崛起與興衰。從一開始，民生報的功能和定位，就是一份以大眾市場為目標，以消化廣告需求為取向的商業報紙，她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也是基於聯合報報團市場和內容區隔的策略考量；更精確地說，文化藝術內容甚至只是民生報特色內容的一部份而已，生活消費、影劇和體育新聞等更具通俗性格的內容，才是民生報的重心。當然，這並不是全盤否定民生報二十八年來對於文化藝術與體育休閒發展的正面貢獻，以及許許多多第一線新聞工作者的努力。事實上，除了文藝議題表現突出，就新聞專業來說，民生報在醫藥、體育和休閒新聞方面的品質，也的確堪稱國內報紙翹楚。
確實，一份報紙從獲取利潤和區隔市場的基礎出發，並不代表她就不能對社會文化發展有所貢獻；但是這份報紙長久的運作和生存，卻勢必受到這個邏輯的牽制。這是民生報跟所有商業報紙同樣的生存基調，也就是布迪厄所描述的「讓銷售數字做為最後的審判」。不僅如此，報禁時期的特許羽翼，讓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大報團得以迅速坐大，即使不能說是養尊處優，至少也相當程度上減弱了他們面對外在環境的應變能力。
從1990年代初有線電視迅速發展，再加上網路科技的逐漸普及，台灣的實體報紙閱讀率不斷下降：從將近百分之八十，到近年來已經下滑至五成上下徘徊，廣告收益當然也隨之大幅縮水。這場對報業的空前挑戰，雖然劇烈，但並不突然。許多評論認為2003年香港蘋果日報來台創刊，不僅帶來八卦小報風潮，也對傳統報紙帶來生存威脅。這個看法，不盡然正確。
首先，一如前述，報紙市場的衰退已有一段時間，並不始自於三年前蘋果來台之時。事實上根據媒體市場人士的觀察，蘋果日報並不特別襲奪原有報紙的讀者群，而是開發了更多新的讀者（如年輕讀者）。甚至有評論者認為，若非蘋果日報進場，台灣的報紙閱讀率將老早降到五成以下。其次，台灣報紙乃至其他新聞媒體的八卦煽情風潮，也不是由蘋果日報帶頭的。1997年白曉燕案中媒體表現荒腔走板，引起各界撻伐，便是典型案例，大家應該記憶猶新，當時的民生報並不特別例外。
綜合上述的歷史與產業結構因素，傳統報紙面對蘋果日報的挑戰，並不是刻意與之區隔，提早掌握市場變動因素有所調整，反而比較是向蘋果看齊，與之進行同質化的競爭。綜合性報紙的「蘋果化」在此先不論，就民生報來看，原本的軟調新聞取向，勢必與蘋果日報正面交鋒。此時民生報基本上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路，偏重軟調新聞中的「嚴肅」一端，也就是文化與藝術方面的資訊，並提供更深入的分析與評論。甚至可以考慮縮小版面規模，或轉型成專門性質的週刊等重大調整方案。
第二條路，加強軟調新聞中的另一端，亦即影劇、消費、體育等內容，與蘋果正面競爭。顯然，民生報的選擇偏向後者。然而我們必須持平地說，蘋果在這方面內容與編輯的表現，就資訊豐富度與閱讀方便性來說，表現都優於民生報。民生報雖然在今年三月改版，訴求所謂「高格調、高品味」的生活消費資訊取向，但是一來改革時機已經嫌晚，二來仍然並不算找到一條清楚區隔的發展路線。最終的失敗退場，也就不令人意外。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也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待民生報停刊的意義，特別是她對於台灣社會文化藝術發展的影響。文化菁英們對民生報停刊的惋惜與喟嘆，嚴格來說，太重，也太輕。太重，是因為民生報自始至終，本質上便是一份利潤導向的商業報紙，她的文化藝術內容----不管有什麼樣的意義與影響，還是基於市場區隔基調。到停刊的那天為止，文化藝術資訊也終究未能成為民生報自我救贖的選項。
太輕，是因為關於近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在文化、藝術、思想方面發展的衰退與貧乏，牽涉到太多包括國家文化政策、政治經濟生態，以及整體媒體資訊環境在內的種種因素。任何對這個問題的不滿足情意，光是寄託於一份商業報紙的存亡，顯然有點太過虛無飄渺。認真思考以公共資源補助並維繫多元化的小眾出版品，無論是社會團體的、地方社區的、少數族群的，或是以思想文藝為主題的報刊，讓平面報刊的文化地景不至於滿天的主流商業，也許更為重要。若能如此，民生報的停刊，才多少有了那麼一點實質的文化意義吧！
(2006/12)
因為這篇文章寫得不好。
唉，敝帚自珍嘛！把它封箱入櫃，有點不忍心。此外，也想說既然寫出來了，那就還是公開，至少可以聽到批評的聲音。那麼，就請有緣人一讀囉！
忘了說，這是有關民生報停刊的評論文章。民生報停刊的文化/非文化思辨
魏玓
「今天早上我在收音機上聽到一位主持人博學地評論著最新的一本暢銷書：『今年流行哲學。因為《蘇菲的世界》賣了八十萬本。』他把銷售數字當成了絕對的判詞，最後的審判。」----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78年創刊的《民生報》歷經二十八年的興衰起伏，於2006年十二月一日停刊。這份社會形象相當鮮明的報紙驟然走到終點，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震驚。除了在前一天深夜才接到電子郵件，知道自己即將失業的民生報員工感到錯愕憤怒之外，許多文化菁英也紛紛表示惋惜。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說，民生報停刊是「台灣文化界的重大損失」。美學家蔣勳也認為，民生報文化議題的探討以及對許多藝文活動的報導，陪著大家走過美好的時代。他甚至說，當時如果沒有民生報這樣用心專注文化的媒體，自己或許不會留在台灣。新象藝術負責人許博允則說，民生報停刊代表「台灣在文化藝術上的淪陷」。
與這股惋惜之聲相應的，是對台灣新聞媒體環境與內容惡質化的憂心。雖然民生報社方的聲明僅保守地說是「外在環境變化迅速」，但許多評論都指出，民生報因為長期嚴重虧損而停刊，並認為直接的原因則是八卦報刊蘋果日報的競爭，以及隨之而來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這裡暗示著，在當前的資訊環境當中，「好」的內容(民生報為代表)無能生存，「壞」的內容(蘋果日報為代表)卻興盛當道，一言以蔽之，劣幣驅逐良幣也。
這個推論，有對有不對。如果就此論斷民生報停刊的意義，然後掩上最後一天的民生報，長嘆一聲，那麼民生報的停刊，還真的有點不值。
我們不妨先將眼光拉回民生報誕生的1978年。1978年，台灣猶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報禁」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言論控制手段。所謂報禁，限紙、限張、限證、限印、限價。從1960年之後到1987年報禁解除之前，全台灣報紙就僅31家，沒有發出任何一張新的許可證。然而，這看似死水的池塘中並非沒有動靜。
當時聯合報與中國時報這兩家報紙的負責人(分別是王惕吾與余紀中)，因為與國民黨高層的關係密切，先後獲得了特許，得以購買現有報紙的報證，擴充他們的報業版圖。王惕吾先是在1967年買下公論報(李萬居主持，是1960年代台灣報業史中唯一僅見具有獨立自主精神的民營報紙，因言論觸怒國民黨高層被迫停刊)報證，創立了經濟日報。到了1978年，再買下華報報證創立民生報。余紀中則是在1980年買下大眾日報報證，創立工商時報。當時的這個政/媒或政/商聯盟，除了有管控言論的政治意義外，也有相當濃厚的利益交換味道。
自1960年代晚期起，台灣經濟發展以近兩位數字的平均成長率迅速起飛，廣告金額更以每年超過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加，限張政策儘管稍微放鬆，從兩張增加到兩張半，再增加為三張，仍無法消化大量的廣告。因此，增加一份報紙，就如同增加一台印鈔機。聯合報的廣告收入在1951年僅有145萬，到1981年已提高到十一億。
限張的政策，不僅是限制了報業的廣告收入，也侷限了在內容上得以發揮變化的空間。大部分的報紙，能夠給予娛樂、體育和生活新聞的篇幅相對較少。因此，民生報做為聯合報在報禁時期的第三份報紙，除了消化整體的廣告金額，增加報團收入之外，也因為有了母報(聯合報)和兄弟報(經濟日報)的內容區隔，得以「獨家」發展嚴肅新聞之外的其他特色新聞，亦即我們所看到的，休閒、體育、消費、生活、文藝和影視新聞等所謂「軟調新聞」。這樣的訴求，迎合了當時逐漸成形的消費社會特質，毫無疑問也掌握住了大眾報業市場的關鍵優勢。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應該可以更準確地看待民生報的崛起與興衰。從一開始，民生報的功能和定位，就是一份以大眾市場為目標，以消化廣告需求為取向的商業報紙，她所代表的「文化」意義，也是基於聯合報報團市場和內容區隔的策略考量；更精確地說，文化藝術內容甚至只是民生報特色內容的一部份而已，生活消費、影劇和體育新聞等更具通俗性格的內容，才是民生報的重心。當然，這並不是全盤否定民生報二十八年來對於文化藝術與體育休閒發展的正面貢獻，以及許許多多第一線新聞工作者的努力。事實上，除了文藝議題表現突出，就新聞專業來說，民生報在醫藥、體育和休閒新聞方面的品質，也的確堪稱國內報紙翹楚。
確實，一份報紙從獲取利潤和區隔市場的基礎出發，並不代表她就不能對社會文化發展有所貢獻；但是這份報紙長久的運作和生存，卻勢必受到這個邏輯的牽制。這是民生報跟所有商業報紙同樣的生存基調，也就是布迪厄所描述的「讓銷售數字做為最後的審判」。不僅如此，報禁時期的特許羽翼，讓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大報團得以迅速坐大，即使不能說是養尊處優，至少也相當程度上減弱了他們面對外在環境的應變能力。
從1990年代初有線電視迅速發展，再加上網路科技的逐漸普及，台灣的實體報紙閱讀率不斷下降：從將近百分之八十，到近年來已經下滑至五成上下徘徊，廣告收益當然也隨之大幅縮水。這場對報業的空前挑戰，雖然劇烈，但並不突然。許多評論認為2003年香港蘋果日報來台創刊，不僅帶來八卦小報風潮，也對傳統報紙帶來生存威脅。這個看法，不盡然正確。
首先，一如前述，報紙市場的衰退已有一段時間，並不始自於三年前蘋果來台之時。事實上根據媒體市場人士的觀察，蘋果日報並不特別襲奪原有報紙的讀者群，而是開發了更多新的讀者（如年輕讀者）。甚至有評論者認為，若非蘋果日報進場，台灣的報紙閱讀率將老早降到五成以下。其次，台灣報紙乃至其他新聞媒體的八卦煽情風潮，也不是由蘋果日報帶頭的。1997年白曉燕案中媒體表現荒腔走板，引起各界撻伐，便是典型案例，大家應該記憶猶新，當時的民生報並不特別例外。
綜合上述的歷史與產業結構因素，傳統報紙面對蘋果日報的挑戰，並不是刻意與之區隔，提早掌握市場變動因素有所調整，反而比較是向蘋果看齊，與之進行同質化的競爭。綜合性報紙的「蘋果化」在此先不論，就民生報來看，原本的軟調新聞取向，勢必與蘋果日報正面交鋒。此時民生報基本上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路，偏重軟調新聞中的「嚴肅」一端，也就是文化與藝術方面的資訊，並提供更深入的分析與評論。甚至可以考慮縮小版面規模，或轉型成專門性質的週刊等重大調整方案。
第二條路，加強軟調新聞中的另一端，亦即影劇、消費、體育等內容，與蘋果正面競爭。顯然，民生報的選擇偏向後者。然而我們必須持平地說，蘋果在這方面內容與編輯的表現，就資訊豐富度與閱讀方便性來說，表現都優於民生報。民生報雖然在今年三月改版，訴求所謂「高格調、高品味」的生活消費資訊取向，但是一來改革時機已經嫌晚，二來仍然並不算找到一條清楚區隔的發展路線。最終的失敗退場，也就不令人意外。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也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待民生報停刊的意義，特別是她對於台灣社會文化藝術發展的影響。文化菁英們對民生報停刊的惋惜與喟嘆，嚴格來說，太重，也太輕。太重，是因為民生報自始至終，本質上便是一份利潤導向的商業報紙，她的文化藝術內容----不管有什麼樣的意義與影響，還是基於市場區隔基調。到停刊的那天為止，文化藝術資訊也終究未能成為民生報自我救贖的選項。
太輕，是因為關於近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在文化、藝術、思想方面發展的衰退與貧乏，牽涉到太多包括國家文化政策、政治經濟生態，以及整體媒體資訊環境在內的種種因素。任何對這個問題的不滿足情意，光是寄託於一份商業報紙的存亡，顯然有點太過虛無飄渺。認真思考以公共資源補助並維繫多元化的小眾出版品，無論是社會團體的、地方社區的、少數族群的，或是以思想文藝為主題的報刊，讓平面報刊的文化地景不至於滿天的主流商業，也許更為重要。若能如此，民生報的停刊，才多少有了那麼一點實質的文化意義吧！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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