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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電影代表性導演之一的楊德昌，29日在美國病逝。享年59歲的他，台灣觀眾和世人再也無法見證他那從1980年代以來，即不斷在作品中展現的創新、精準，冷中帶暖、暖中帶冷的獨特電影手法。如今這個期待只能從回味他過去的作品中，稍稍獲得安慰。
一般電影圈的評論，甚或是國際影評和電影學術的討論，大都集中在楊德昌作品的特殊風格和電影語言，甚至連後現代理論大師詹明信(Jameson)都被楊德昌的代表作《恐怖份子》（1986）吸引，依此寫就著名的城市意象分析論文。不過，或許比較少人注意到，楊德昌在台灣電影體制場域裡的鬥爭。


事實上，1982年楊德昌也參與其中的四段式電影《光陰的故事》推出，掀起了所謂台灣新電影浪潮之後，新導演們儘管受到了國內外影評人和高級知識份子的推崇，但是台灣既有的以好萊塢和港片發行為重心的電影產業結構（甚至包括有新電影「搖籃」之稱的中影），特別是地方資本家（片商）和其論述代言人（保守影評家），對新電影和新導演們並無善意。他們少則對新導演的各種嘗試抱持懷疑，多則利用各種機會打壓新導演，例如在金馬獎的評審；當然更嚴重的便是在發行映演管道上的刁難和壓縮。


楊德昌從他第一部完整長片《海灘的一天》開始，就和這個體制進行戰鬥。該片片長2小時45分鐘，製片公司中影在當時雖號稱開明，高層卻不能接受，硬要楊德昌修短；更不用說那些習慣兩小時之內就把前賺到手的傳統片商和電影院老闆。最後在部分輿論的支持和楊德昌的堅持下，照原版本上映。


有了這次經驗，楊德昌深深感受台灣電影發行管道被少數資本勢力控制的壞處。他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後，便積極開始尋求外國發行商的協助，以打破國內片商的壟斷。1994年的《獨立時代》就是與華納合作，由外片系統發行。或許楊德昌當時未能意識到，美商的牟利邏輯與台商並無二致，此種合作模式後繼乏力（筆者亦無法認同）；但無論如何，楊德昌勇於挑戰現有市場體制的勇氣和積極態度，已然留下記錄。到了2000年的《一一》沒有在台灣上映，雖然對台灣觀眾來說可惜，但大概是楊德昌最後的堅持反抗吧。


跟台灣導演得獎一樣，楊德昌一死，我們的新聞局又忙不迭地跳出來說要表揚，讓人心生嫌惡。如果說台灣電影產業體質惡化的關鍵原因，正是政府的不作為和亂作為，那麼，送楊德昌一程的最好禮物，不是什麼回顧展，更不要什麼勳章，只要一套老老實實、長長久久的電影政策！

(2007/7/4)

精彩延伸：By 張世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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